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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

2016-12-20 10:53:05 来源:齐鲁网   作者:冀娇  浏览:788
 
  14日下午,“齐鲁大讲坛--齐鲁文化视角看四个全面”系列讲座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专题讲座在泰安举行,文化部原部长王蒙、山东大学法治中国研究所所长肖金明和山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魏建进行现场对话。本次讲坛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宋磊主持,由齐鲁大讲坛携手《新杏坛》联合主办,齐鲁网、看山东客户端同步视频直播。王蒙做了题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的精彩报告。
  一、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天下
  第一,中国
传统文化对治国平天下的一个最高的理想,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强调共同的美好生活,强调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这是一个很先进的思想,是早期的中国梦。
  现在来看,“公”本身有一种对最好的法治的憧憬,公平、公正、公道。中国对治国理政上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无为而治、道法自然。“大同”从语意上来说,最接近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的词根,也是从“共同”上衍生出来的。而无为而治,接近的是马恩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阶级、行政机器消亡的思想。第一是公,第二是明。当我们中国古代称颂一个国君,很好的称呼法之一,就说他是一个明君,能够明辨是非,看清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错的。
  明君的另一面是昏君。当一个国君被扣上昏君帽子时,他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中国有一种文化理想主义,这种文化理想主义容易接受、愿意接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标准,也在某种意义上向往公正的、明晰的、明察的法治。
  第二,
儒家以德治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道家靠“道”,“道”是最根本、最高、最原始的存在与信仰。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更好的是用道德引导人们,用礼规范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闻,这说明礼具有规范、压抑、禁止某些不当言行的意义。现代汉语说“礼貌”,礼是一种面貌。孔子说色难,指的是一个人的表情、面容,脸难看就是孔子说的色难。所以礼貌表达了一个人对他人的一种欢喜、亲和和尊敬,甚至表达了愿为他人服务的美好心态。
  “礼”奇妙无穷。因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假定人性是善的,道德是天生的,是以天地为榜样获取的道德。“礼”中包涵了文化理想主义、道德理想主义。如果人人都讲道德,人人都讲礼法、礼貌、礼仪、礼节、礼义,虽有国家法律,但却不是靠它来治理国家,是从更积极、更高的层次上实现社会的美好。所以这表达了一种文化理想与道德理想。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理想和道德理想确实感染了社会上的一批人,特别是君子、士,使他们不做任何非法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也形成了对封建权力的文化监督、道德监督,使他们不敢任意触犯道德的底线。用文化和道德约束专制权力,使这个专制的权力不至于成长到无法无天的程度。老子的理论认为,天之道是压制强势,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相反,损不足以奉有余。所以农民起义,都打一个旗子——替天行道,就是要杀富济贫,开仓放粮,杀贪官,迎闯王等等。
  二、中国
传统文化中有法心、法义
  中国文化的理想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既妨碍了中国往真理的方向上发展,但同时它又有法心,有法义,有对权力的某种监督。
  中国的文化中的文化现实主义、治理现实主义,表现为对青天的歌颂,盼望青天,比如包公的普及、《玉堂春》、《苏三起解》等文艺作品中对于冤案的描写等等。中国在治理现实主义、文化现实主义上,有一种愿望,就是为政者都要避免冤案,他们认为做了冤案,就上了阴功,就毁了本家本国。还有一个是问责制,事情做的不好,要有人负责。以清朝为例,清朝的问责制不问具体情节,谁负责管这个谁就负责。革去乌纱帽,装到笼子里在街上示众,然后判刑。古代在现实主义中有对法律的渴望和摸索。
  三、人类最美好的向善的憧憬是一切法律和道德的依据
  中国古代强调德、强调礼,有时也强调法。“法”的意思很多,道路选择是法、人无定法也强调法。道德是从哪儿来的?“道法自然”,道德是从天地来的。天在中文里边,既是最自然的存在,又是超自然的主宰,还是人的良心。人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有天良。因此性善,既是一种道德判断,也是人对世界的信仰,对世界和超世界的信仰,还是一个自然的存在,更是一种自己运动的状态。“道法自然”这四个字里说的自然是自己成为那个样子,自己成为自己。所以,它既是最根本的规律,又是人性的天然,像
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他有人类最美好的不忍人之心,就是人类最美好的向善的憧憬,它又是一切法律和道德的依据。
  中华
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整合,多变一,一变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一变多。万法归一、万象归一,一言以蔽之,吾道以一贯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都是强调一。一变成一切,一切变成一。在《华严经》里也有,“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有合起来就是一,而一又和所有的东西相一致。
  这一点也变成中国的一种为政方式,比如
孟子特别强调民本,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为君是“一”,但是“一”的力量在于你掌握一切,代表一切,帮助一切,扶植一切,负责一切,只有一切没有“一”,天下大乱,所以希望天下能定于“一”。但是只有“一”,而不能代表一切、沟通一切,不能和谐万邦、和谐一切,这个“一”就分崩离析。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文化认为法治、德治、天道是可以统一起来加以考虑的。这和治国理政、和法治有关的中国文化,和现代法治的思想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在当时有它特别可爱之处。
  四、发展
传统文化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接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实现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定要有发展、有转变。
  实现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本就在于使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接轨。我们今天谈依法治国,谈传统文化,仍然要时刻不忘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
  嘉宾简介:
  王蒙,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学院、中国海洋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名誉教授、顾问,中国海洋大学文新学院院长。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其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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